• 废除科举110周年——宋代科举已遭遇“高考移民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经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宣告废除科举制度。这一事件至今已整整110周年。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废除科举事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以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以及设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活动当作科举考试的发端那么科举制度在先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可以说与统一王朝体制同始同终。经过长期的发展科举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新闻近日将推出一系列文章检讨这一影响数千年之久的制度之得失它的成功与挑战光荣与窘况。科举考试是古代社会人才流动的主要途径。太阳集团游戏官方网址,太阳城赌场,十三水元代之后儒家学者成功地将科举考试的方向掌握到自己手中实现了对知识精英政府官员的全面“理学”格式化这诚然是程朱理学的绝大胜利它具有思想史与社会学的双重意义。然而就像历史上任何一项长期存在的社会制度一样科举取士这一制度同样经历了多次复杂的理性博弈。儒家学者在理学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度量衡之前曾经试图放弃这一制度一旦认识到无法如愿时他们就加入对它进行改造者的行列这种改造固然是以他们的道德理性主义价值观为目标但理学家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迂腐而不切于人事。相反他们在制度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或理性直觉毫不逊色于现代那些有着精湛高等数学功底的经济学家。我们不妨以朱子为例来看一看宋代新儒学在制度设计上为实现公平这一目标所做的种种理性考量。朱子画像。如何通过科举制度设计控制官员规模?朱子对科举取士的现实政治及社会现象做过广泛评论举凡科举取士的科目设置命题形式举人名额的分配方案学校如何兴办乃至科举时文的荒谬等等他都有自己的思考。朱子关于科举名额分配的意见蕴含着一种我称之为“科举经济学”的思想放到今天亦不乏参考价值。朱子当时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三级选拔秀才的县试选拔举人的州试选拔进士的礼部试省试。最后进士还要参加皇帝主持的面试殿试以决定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甲这个面试是象征性的。而科举名额即所谓解额。朱子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均解额”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立定额二是损太学解额。朱子之所以主张立定额而不用比例解额制是因为他担心如果用后一种办法将会发生弄虚作假的情况——“诡名纳卷”即为了获得更多名额一些考区出现捏造人名提交假卷的现象。朱子的担心并非过虑而是有前车之鉴的。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廷为了限制发解即获得解额意为中举人数的增长规定在取解时推行比例解额制并在真宗即位后的第一次贡举咸平元年998年正式开始实行。然而令朝廷始料不及的是发解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该年全国获得发解人数达到20000人创历史新高。为了打击滥举有效遏制发解人数高涨之势宋廷遂出台新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实行固定解额“限岁贡之常数”。客观而言实行比例解额制后发解人数大幅上升并不完全是作弊的结果也存在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积极兴学而使参加考试人数自然增加的因素。朱子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立定额数的参照标准应是前三举内终场人数。具体计算时则本着取最大值的原则。可以想见根据这个人数所确立的定额一定会在原有定额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为了防止一开始所定的解额有所偏差朱子还建议在三举之后再做一次微调。殿试图。朱子的“立定额”设计对“诡名纳卷”无异于釜底抽薪。它的建设性意义在于首先它充分考虑到国家财力以及社会承受能力有效地控制了供养官员的经济成本;其次它照顾到人数自然增加的实情体现了一种机会均等原则。就后一点来说对于冗官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的南宋政府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朱子指出当朝取士与此前相比已有滥多之嫌宜加减少。历史上像商鞅这样的法家曾经站在求富求强的实用主义立场对儒士不无歧视认为士多无益影响生产与军事。朱子当然不会认同这种法家式理由但他同样认识到士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直斥一些士人为游手好闲之徒认为这类人一旦入仕只会为害朝廷全不济事。朱子甚至悲观地认为整个士阶层已经遭到严重腐化几乎没有可用之材。身为儒者朱子能够超越自身阶级利益对多士现象怀有这样一种忧思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宋代也有“高考移民”?如果说“立定额”所着眼的是对后备官员的规模控制属于科举经济学的宏观部分。那么朱子关于精简发解途径的意见则着眼于内部优化组合属于科举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南宋发解有多重途径州府解试只是其中之一且难度最大。除此而外尚有两途其一为太学试。太学上舍生考试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参加礼部试省试和殿试。其二为漕试又称牒试。这是每路转运司为照顾本路现任官员的子弟亲属及其有关系的人包括门客以及宗女夫等所设当时称作“别头试”简称“别试”。一般而言北宋太学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免解人数都在100人以上最后登科的比例则为41~51而漕试的发解比例是71州府解试的发解比例则是1001~2001。温州与福州两地的发解比例更是全国最低有的年份连2001都达不到。南宋末年的一则材料显示福州18000人取54人录取比例为3331;温州8000人取17人录取比例为4701。政出多门且存在明显的机会不均这当然是制度性缺失其弊病是非常明显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如朱子所建议的那样一方面重新确定诸州解额另一方面损太学之有余以补诸州府之不足。然而现实情况是当政者并没有这样做。结果流弊丛生。其中最主要的后遗症是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则驱使士人纷纷涌入那些发解容易的领域——一些发解比例比较宽松的州府以及太学试漕试。本来由于建立了太阳集团游戏官方网址,太阳城赌场,十三水一种身份约束机制使得士子只能对口于某一解试途径。现在因为解试途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所以很多士子通过非常手段即所谓“冒贯寄应”的方式冒贯假冒籍贯;寄应在寄居地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到相对容易的解试渠道或是冒贯开封府和解额较宽的州郡寄应或是南方士人到北方去寄应再有就是冒贯参加漕试。冒贯寄应的现象在南宋时期非常严重因此滋生的纠纷就有多起因为冒贯者实际上构成对被冒贯地方士子权益的一种损害直接侵占了当地士子的解额。今日“高考移民”现象与此极为类似。北京贡院老照片。改革科举制度如何兼顾机会均等与成本最小化?如果说冒贯寄应是士子对制度缺失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抗行为那么太学补试法的实施则是政策制订者自上而下的一种自我纠偏行动。太学补试是宋廷为解试落榜者提供的第二次考试机会由于当时规定只要在太学修业满一年就可以参加太学的解试而太学的解额比诸州府要宽得多因此很多落榜生纷纷进入太学。最初太学入学采取混补法即各地士人只要有人作保就可参加太学的入学考试。后来参加混补的人太多因此从淳熙四年1177年起改行待补法即每遇科举年分省试下第的士人和发解试终场100人中选取6人准其参加补试。庆元1195-1200年中停止嘉泰二年又恢复。绍熙五年1194年朱子在朝当时叶适陈傅良等人主张实行混补法丞相赵汝愚因顾虑这个做法会引起米价上涨而没有采纳赵本人则希望能恢复北宋王安石时期实行过的三舍法。作为有经验的政府官员赵汝愚正确地预计到实行混补法之后带来的社会影响届时数以万计的士子云集太学因为天寒粮食本来就贵现在京城猛然添了这么多吃饭的人粮价必然上涨而粮价一涨其他物价一定跟进整个市场随之动摇社会秩序必然动荡。赵汝愚基于成本分析而做出的不行混补法的决定也得到朱子的支持。更进一步朱子还认为赵汝愚自己所倾向的三舍法其实也经不起成本分析。朱子指出按照三舍之法入学者会享受到双重好处既可以享受学舍的福利又不耽误参加科举这对不入学者来说显然有失公平。更有甚者出于趋利避害的天性人们会争先恐后地要求入学而支付学舍经济的地方政府财太阳集团游戏官方网址,太阳城赌场,十三水力有限将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王安石建立三舍法的初衷是要以学校逐步取代科举考试而赵汝愚要恢复三舍法却又保留科举考试这样不仅失了三舍法本意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四方士人都来赴太学试的问题。朱子一下子就抓住了太学冗员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机会不均导致不良的社会移动。士人之所以都来太学赴试是因为太学的仕进之途较本州为易正规考试已经比较优惠还有舍选机会。这才是症结所在。对症下药真正有效的做法就应当是取消以往给予太学的种种政策优惠。朱子推荐的办法可谓“损有余以补不足”将太学的解额减损转拨给解额少的州。他相信这样一来学者就会自安于乡里太学补试再也不会出现万人云集的浩大场面。补试原是堵漏补救之策它的出台乃是因为前面实行了明显机会不等的政策在理论上已落入第二义。而从实行效果上看它不仅没有缓解机会不均的状况反而滋长了新的不均。也就是说它未能通过政策自我调节以实现机会均等的目标。另一方面它以高昂的社会成本付出为代价。很自然一个理性的公共政策制订者不会以它作为优选。从机会与成本这两个参数出发朱子对太学冗员现象的分析正是他的科举经济学的精彩发挥。比较而言机会均等属于正义原则义成本最小化则属于功利原则利。可以看到朱子对科举制度的考量不是仅仅关注正义原则义而是同时也将功利纳入视野可谓“正其义亦计其利”。本校哲学系

    上一篇:临江球迷看世界杯险酿大祸

    下一篇:工信部:新材料产业预计到2025年产值将达10万亿